2016年7月，崔维成在“张謇号”上指挥海试工作

上海彩虹鱼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海洋科学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的深海高科技公司。2015年12月28日，彩虹鱼登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成为首批科技创新板挂牌企业之一。崔维成教授是彩虹鱼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的总设计师，深渊技术专家，也是彩虹鱼“挑战深渊极限”项目的领航人，在海洋深渊探索项目中完成一个个海洋高新技术攻坚。

2013年5月崔维成教授在人民大会堂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载人深潜英雄”的荣誉称号，并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这让他记忆尤深。

30多年前，还在清华园中，崔维成从《城南旧事》电影中听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词时，不知不觉就出了神。从此，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偶像——李叔同。这一生，他都在力争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一个人的理想抱负，一定要落到实处。”20多年与深海科技结缘，崔维成将为国家早日研制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视为人生的一个阶段目标，“我只想这件事该不该做，如果该做就全力以赴去做，只要我不放弃，成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担任我国首个7000米载人深潜器的项目负责人和第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带头进入深潜器，九次潜下深海，最深到达7035米。

就在功成名就之际，崔维成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中船重工第702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放弃局级待遇，来到上海海洋大学，另起炉灶，探索通过“国家支持 社会投入”的新模式，以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创板（N板）为平台，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来研制万米级载人深潜器，他所追求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来，抢占载人深潜技术的制高点。

有了这样的深潜器，占全球面积超过三分之二的深海大洋，就可以畅行无阻。这将为中国在全球海洋竞争中，赢得更多先机。崔维成说：“无论我能够做多少，成功抑或失败，都为后人积攒了经验，铺平了一段道路。“

“他人见风浪，我心中有坦途”

2010年7月，我国首台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刚完成了3000米海试。702所是“蛟龙号”项目的总师单位，牵头100多家国内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历时近十年的研发过程中，任何一个兄弟单位出现‘掉链子’，我都得想办法补救。”过了很多年，崔维成才说，当时身为所长，他几乎动用了所内的所有资源来维持研发进度。

事实上，整个团队都非常称道“蛟龙号”的总师、副总师，说他们没有任何私心，总是以“做成事”为目的。其中甘苦，只有崔维成自己和“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知道。

当一个人的人生目的是为了做成一件事，并去实践自己的人生信条，他看待得失荣辱的方式，就会与众不同，甚至看起来不可思议。

2009年，“蛟龙号”进行1000米海试。第一次载人下潜需要三名潜航员，作为海试指挥部领导，崔维成分管潜航员，可当他要求受过培训的潜航员主动报名时，没人响应。可能刚经历过“莫拉克”台风，大家已产生了恐惧心理。为了消除这种心理，他就向总指挥请求：“让我带头下潜吧!”海试现场顾问丁抗教授听说“崔维成要亲自下潜”，也向总指挥请求：“我有在美国‘阿尔文’号的下潜经历，我也参加下潜!”

获得海洋局领导许可，崔维成在甲板上完成了短短两个小时的培训后，就带头作了首次下潜。第二次丁抗带队，崔维成再带第三次……他们两位经过了八次的示范，终于消除了受训潜航员的恐惧心理，使得后续的海试得以顺利开展。首次下潜顺利完成，当崔维成再回船上，所有人看他的眼光中，都藏着一个大写的“服”字。

其实，身为所长，身为项目第一副总师，崔维成更适合留在船上掌控大局，为何要决心下潜？崔维成不是没想过最坏的情况，可跳出个人生死，他看到的是另一番场景：如果他留在船上，万一三名潜航员在水下出了事，那他除了要面对自己的愧疚，还要面对悲伤欲绝的潜航员家属。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灵魂一辈子都难以得到安宁。”他说，如果自己下去了，哪怕发生事故送了性命，所里其他领导在善后处理时的压力就可以小一些，毕竟所长也在牺牲之列。而自己如果成为烈士，家属的生活照顾国家肯定会管的，如此权衡之下，选择下潜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

“常言道，生死由命，真的放下了对死亡的恐惧，我就可以跟随内心的选择走。”崔维成的这番话中透露出的人生哲理，使他在遇到重大人生抉择时，往往可以具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于他人所见之狂风恶浪，在他心中却是平坦大道；他人眼中之稳妥安逸，在他看来反而凶险丛生。

在“蛟龙号”成功之际，辞去所长职务、放弃局级待遇，转而利用社会资助渠道，开展万米级载人潜水器研发，就是崔维成人生哲理的又一次实践。

“蛟龙号”的研制尚未完全成功时，崔维成就在考虑：载人深潜器的下一个十年，该如何做？在他看来，中国研制出了“蛟龙号”深潜器，离国际领先水平就差一步之遥，怎么能再停下几年呢？如果就在这几年里，国外把万米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再研制出来，中国不是又要丧失一次“世界第一”的机会吗？”“国产化项目并非一定要由我来领衔”考虑到所里的专业人员已经承接了太多的科研项目，无法让他组建新的团队，直接攻关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崔维成选择了离开。

在“蛟龙号”7000米级海试之前，美国著名制片人詹姆斯·卡梅隆出资建造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由他本人亲自驾驶，到达马里亚纳海沟10898米深的海底。这个事件，也是刺激崔维成作出这个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卡梅隆的潜水器只是“签到式”到达而已，没有在海底取到样品，也无法重复下潜。但这显现了国际上已经把目光瞄准到了11000米的海底最深处———如果我国努力一下，有可能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三人作业型的载人潜水器。

崔维成觉得，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够带领团队研制出可以畅行全球深海的11000米载人深潜器，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深渊科技平台。

这条路，当然也充满挑战和风险。可崔维成想的是，不管他能做多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这条别人看来荆棘丛生的道路，在他心中实在是一条康庄大道，可以走得安定而踏实，“如果为了保留一点待遇，而让我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这样。”

万米深潜器，市场道路研发

离开702所，万米级深潜器的研发如何做？崔维成决定尝试一条新路：利用社会捐赠和市场资金的支持，争分夺秒抢先研制万米级载人深潜器。

人类在陆地的生存资源已接近枯竭，向太空获取资源还相当遥远，最触手可及的，就是地球上这片被水覆盖的蓝色区域。尽管“蛟龙号”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已可畅行全球99%的海洋区域，但有1%的海底还到不了。可国际海洋界经过很有限的初步调查发现，6500米以下的深海生物与6500米以上的有明显不同，这提示深渊内的生态结构可能是另一套生态系统，但人类对它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如果缺了这一块，科学家就无法建立起完整的海洋生态模型，也无法科学地评价海洋资源开采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深入研究这最后的1%，对地球生态、气候、海洋环境保护、地球生命起源研究、地震预报等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英国和日本具有全海深的海洋调查设备。“我们应该抓住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黄金十年’，再招聘一组人，研制万米级作业型载人潜水器。”崔维成说。

“如果再等20年，我们本来只落后别人几步，后来就可能怎么跑都追不上了。”在他看来，对国家而言，先到一步海底，获取相关生物、地质等各类信息，意味着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与其抱怨现有科研体制，等待改变，不如另辟蹊径。

在很多人看来，这太匪夷所思。动辄几亿元的经费投入，社会上哪来这样的投资人，愿意把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到看不到任何盈利希望，风险又这么巨大的项目中去？

“很多人说，我一直生活在梦幻的世界里，总想一些旁人看起来不着边际的事儿。”崔维成说，“可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有梦想。而且在中国，追梦是有空间的。”

为了筹集最初的启动资金，崔维成拿出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200万元。他的妻子反对，说这是留给儿子结婚买房用的。他就叫来儿子，让儿子决定这笔钱的用途。儿子表态：“我的人生靠自己努力，不需要这笔钱!”此后，崔维成每年只从年薪中给家里留出20万元作为家用开销，剩下的全部都投入到科研中去。

与此同时，他在江苏海门的同乡中，开始游说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老板，希望他们投资支持自己的科研。凭借着“蛟龙号”的业绩和自己的真诚，崔维成陆续募集到了几百万元的捐款，他用这笔钱成立了一个基金——有了这笔钱，就有了资金周转的余地，开始真正追逐深渊科技的梦想。

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5000吨级的科考母船“张謇号”下水，并成功前往我国南海、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进行深渊科考；万米级无人深潜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了首次海试；万米级载人舱和高压海水泵在芬兰开建……

2016年从马里亚纳海沟10890米深处捕获的钩虾

在推进深潜器研发的同时，一个围绕深渊科技的平台也正在搭建：为了利用好从深海取回的样品，一个深渊生物样品库已在临港投入使用，相关的生命科学、药学、化学、地质学等方面的专家正逐渐汇聚到中心周围。

在这个过程中，崔维成的确遇到了不少难处，比如，整支研究队伍的人员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海洋大学给了他的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一定的编制，使他可以用稳定的岗位吸引人才，可他还是得给出符合人才市场水平的年薪，才能留得住优秀人才。

“上海市科委也给了我不少支持，不过缺口仍然存在。”崔维成透露，最近，他们除了继续争取上海地方政府的支持外，也在与其它地方政府接触，多方“化缘”，继续追逐他的深渊梦想。

他，就是想做成事。其他的，他并不那么在意。

为国之重器赋名“彩虹鱼”

现在，崔维成正在研制的万米级载人深潜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彩虹鱼”。为国之重器赋名的，是一位当时年仅9岁的小女孩。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这位小女孩的父亲，崔维成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师弟吴辛。在商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从师兄冲击世界科技高峰的宏大心愿中，看到的是可能带动起来的海洋高端装备、服务，乃至文化产业。

有天晚饭，吴辛对女儿说：“爸爸想和崔伯伯一起造一条人工鱼，可以游到海底的任何地方。好不好？”女儿问：“是不是就像童话里的彩虹鱼那样？爸爸，我真希望有那么一条鱼。”就当实现女儿的一个梦想，吴辛决定通过市场融资、发展产业的方式，支持师兄研发深潜器。

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漂亮的PPT，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吴辛卖掉了两套房，凑起了启动资金，和崔维成一起，一家家企业游说。“当第一条科考船‘张謇号’建成后，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条船，更是让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吴辛记得，当时崔维成请一家研究所设计科考船时，报价要两亿多元，可最后愿意出资造船的浙江企业家卢云军觉得1.2亿元就能造出来。卢云军愿意牵头筹措9000万元，吴辛和崔维成通过预售科考船的股份，筹措了3000万元。于是，从收购旧船到造一条全新科考船的转变，就这样完成了。

就在这一过程中，吴辛发现，其实国内对于海洋科考的需求相当旺盛。“张謇号”除了用来满足崔维成的海试需求外，还可以承接国内外各种海试业务——这不就是海洋科考的商业模式吗？如今，“张謇号”在未来两年的海试任务基本排满，而卢云军也开始向商业科考船领域发展。目前“张謇号”已有四五条姐妹船在开建或收购，2019年还将建成有破冰能力的极地科考船。

崔维成(左)和吴辛在一起探讨深渊科技的产业化。

在吴辛看来，高技术创新走市场道路，也有独到的优势，很多尖端技术研发，他们向全球寻找最好的资源。比如，核心设备万米级载人舱的研制，全球也没几个人真正做过，彩虹鱼公司几乎把所有高手都挖了来，在芬兰的一个实验室里日夜赶工。又如，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的浮力装置，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提供现成产品，他们也可以寻觅世界最强力量进行合作开发——以后这些世界最强技术的溢出，都将可能开启一个个全新的市场机会。

对于科研还是市场，崔维成反复强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定要学会与人合作”，他的长项是科技管理，他就把市场开拓的事全部交给吴辛。崔维成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重大科技装备的牵引，可以带出一家中国海洋工程领域的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管愿望是否能实现，这总是将科技对产业的牵引作用，发挥到尽可能大的一种尝试。

星辰大海，征途不平坦

登上“张謇号”，崔维成就像回到家一样自在，对船上的设备如数家珍。

崔维成(右)与专家讨论着陆器获得的马里亚纳海沟海底沉积物样品

除了常规的A型吊架、抓式取样器等，甲板上有一个专门的车间供潜水器使用。潜水器从水下作业回来后，就可以在这个车间里卸载样品、维护修理。紧靠车间，就是一干一湿两间实验室，用来及时处理各种样品，并及时进行需要的实验。

这是目前国内潜水器所拥有的最好的海试条件。过去，带“蛟龙号”出海的“向阳红9号”并非为深潜器量身定制，所以整个航次中，深潜器只能敞开在露天，日晒雨淋，科研人员、船员对它进行维护也十分辛苦。而在“张謇号”的这个车间里，船员工作时还能吹上点清凉的空调。

第一次海试时，“张謇号”还没建成，崔维成租了一条运泥船，设施更简陋。别说设备，就连人住的地方也几乎没空调。“当时船上没地方住，我们就弄了几个集装箱改造成简易卧室，全船只有一个水龙头可以用来洗漱。”他说，给集装箱装的空调，用了没多久，就被一个海浪打过来，全部报废。“不过，那次海试一个月，连租船只花了300万元，而以前任何一次海试的花销都不会低于千万元。”他说。

那天，“张謇号”船尾甲板上的一台无人潜水器“海狸号”尚未卸船。它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这次跟船出海，是为了打捞另一台在前次海试中失踪的无人潜水器，那台潜水器丢失在南海一处900米深的海底。崔维成告诉记者，虽然从研制难度来看，载人潜水器比无人潜水器难很多，可“还是有人的靠谱”——潜水器与母船的通信要么靠电缆，要么靠无线信号，而在大海波浪的力量面前，都显得相当脆弱；如果有人在的话，还可以把机器开回来。

去年前往巴-新海域海试，海况一直比较恶劣，无人潜水器海试作业时，有好几次都差点回收失败。“当潜水器收到靠近船尾时，往往可能会被水流吸进船尾，只能靠缆绳、靠人力拉住。”崔维成说，风浪大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潜水器就丢了，或者企图拉住潜水器的船员被拖下水，“星辰大海的征途，也是高风险的征途，在大风大浪中晕船呕吐到连房间里都呆不住，都只能算家常便饭。”

崔维成只求用自己的行为，展示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事。他希望，利用资本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到2020年能够带着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前往马里亚纳海沟。“在中国，技术和资金都不是问题。有梦想，敢于挑战，就一定会有所成。”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把初心和梦想，化作大海上的那道彩虹。

【文章改编自《文汇报：实干兴邦英雄谱》】

本文来源: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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